师伟:汉律判秦案之聂案惊奇

推荐人: 来源: 新浪博客 时间: 2016-12-05 14:52

师伟:汉律判秦案之聂案惊奇

2016-12-05 06:43阅读: 西汉建立初期,依然沿用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,随着政局稳定,统治者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秦朝兴亡得失,开始对治国之策作出一些调整,使得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。因此,汉朝法律制度既有继承秦朝的一面,也有进行改革调整的方面,使其法制日趋成熟。
这种现象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,哲学上称之为“扬弃”,不如此,社会就不会继续发展。
假如你是西汉官吏,突然有人来告状,说二十一年前秦朝的一个风化案子依汉律看可能判错了,而且宗卷丢失,要求按汉律翻案。你仔细一看,当时依照秦律,这个案子并无问题,那么你会如何判断呢?
我相信你会宣判:这是刻舟求剑、妄图以汉律判秦案。因此维持原判!
否则将会有大量秦案甚至汉初的案子要求翻案,甚至以后会有人要求翻现在的案子、因为法律还可能变更。然后整个时空错乱、黑白混淆,巧舌如簧之士大行其道,国家估计也没几天蹦达了。
然而最近沸沸扬扬的聂树斌案就是这样的!
聂树斌案的主要时间节点如下——
1994年8月5日,石家庄市康某某被害;
1994年9月23日,聂树斌因被怀疑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抓;
1994年10月1日,聂树斌被刑事拘留;
1994年10月9日,聂树斌被逮捕;
1994年12月6日,聂树斌被提起公诉;
1995年3月15日,聂树斌被判处死刑,聂认罪但要求轻判;
1995年4月25日,终审判决为死刑;
1995年4月27日,聂树斌被执行死刑;
2005年1月17日,通缉犯王书金被抓,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戏这才开演——王除交待凶案外,在警察郑成月办理其案后,王书金开始称聂案的凶手其实是自己。郑成月告知聂家人,王已把杀人责任揽下,聂家才开始翻案,对外声称当年聂是被逼供招认的,根据是当年聂的律师曾告诉他们,但是律师却说聂家在撒谎:他根本没有听到聂树斌跟他讲被逼供,更没有告知聂家人相关事宜;
2007年3月12日,王书金被判死刑。王书金不服上诉;
2013年9月27日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,王书金供述自己是聂案凶手的证据不符,不能认定王书金作案,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;
2014年12月12日,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案。其间错综复杂、舆论自然热炒,复查延期四次之多;
2016年6月6日,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聂案;
201 6年12月2日,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。
然后,然后的事情你在网上看到了:法律党们弹冠相庆,网民们大部分咒骂法院、警察、官员甚至国家,少数人谨慎分析问题但声音基本被淹没。
聂案被翻案最主要的依据是疑罪从无——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之前的证据不严谨、有缺失,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聂无罪。
然而聂案事发1994年、判决1995年,疑罪从无的原则是1997年在我国开始的,然后现在被用在聂案上——这不是汉律判秦案吗?
这不是可笑的刻舟求剑吗?
当时聂被捕的第二天就认罪、最后仅要求轻判而已;刑讯逼供之说子虚乌有、无法确认。王书金犯案之说的依据更是无法成立、已经被否。然而这成了聂案翻案的导火线,恶魔王书金因为诳语引发了聂案翻案,已经多活了十一年、而且也许还会继续活下去。
荒唐!
也许有网友会说,疑罪从无可以更好地防制错判,就是更合理啊,这是社会的进步。
未必!
疑罪从无的对立面是疑罪从有,现在舆论猛烈声讨疑罪从有的司法原则,似乎疑罪从无是光明圣洁的、疑罪从有是罪大恶极的。
然而事实是两者各有优劣,只是不同角度的一件事情而已——
疑罪从有——好处是对意图犯罪者有较大的威慑力,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有比较强的威慑性,因为提高脱罪成本:嫌疑人需要自己找到更多的证据去证实自己无罪;坏处是对卷入案件的嫌疑人个体来说肯定是痛苦的;
疑罪从无——好处是降低被冤枉的概率;坏处是对受害人而言是痛苦的:他必须找到足够的、直接的、禁受得住质疑的证据,来指证犯罪嫌疑人,间接降低的是犯罪的成本,削弱的是法律的威慑性。
作为一个守法的老百姓,你更喜欢哪个呢?
也许你很难选择,但至少你理解了两者各有优劣、不是非黑即白。
我国在1997年之前采用的是疑罪从有原则,这是以前的惯性导致——作为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,满目疮痍、强敌环伺,自然需要集中力量搞建设、强调集体利益、客观上抑制了个人利益,采用疑罪从有原则显然更适合。否则那时干掉一个搞破坏的特务都不可能,因为对方完全可以不讲话不交代,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、比如现在容易获取的音频视频照片之类的东西(看到这里,狄仁杰包拯福尔摩斯波洛已经准备自杀了,因为他们断案从来没有录像证据);1997年后情况有了变化,采用疑罪从无当然有其合理性。但我们不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批评看以前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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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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